（續）基因編輯技術該怎麼用？

諾貝爾獎得主的呼籲──讀《基因編輯大革命》我思

模糊的界線，何謂「自然」？

說到專業知識，一般人似乎不知，幾乎人吃的食物均為基改的。諾貝爾生醫獎得主華生，就評述過英國王儲反對基改：「容我冒昧，查理王子，殿下在1998年說過一句名言：『基因改造使人類進入上帝專屬的領域。』其實我們的祖先老早就已經踏入這個領域，幾乎所有人類的食物都不能算是『自然』的。」

華生並且指出，雜交育種是人類改變「自然」、加速變異的作為。雜交造成作物遺傳基因的整批翻新，且常造成無法預知的後果；相反的，現代生物技術以精確方式，把遺傳物質引進一種作物中。可說傳統的育種方式就像揮舞一把大鎚，而生物技術則像小心翼翼的捏著一支鑷子。傳統與生技在基因改造手法的粗細，有如天地之差。

許多人認為基改與基因編輯是不自然的、違反倫理的。但即使如「自然」的育種，過程中仍是選擇「隨機突變後適合的」植物。因此，「自然」與「不自然」之間的界現實際頗為模糊。例如，小麥白粉病，自然發生與誘導突變的品種如無差異，則無論是使用基因編輯與自然發生的結果就並無差別了吧？

1920年代開始的輻射照射法與化學誘變劑，已經產生許多作物，例如，前者產生深受歡迎的深紅色葡萄柚品種「Rio Red」，後者產生的小黑麥則在「自然食品店」熱銷。另外，天然的突變影響各物種，這是演化驅力之一；唐氏症就是自然產生的突變。作者特別舉證，人類細胞分裂複製DNA，就會有2∼10個新DNA突變悄然進入基因體；每人每秒約出現百萬個突變，60歲時，腸道上皮組織（迅速增殖的部位）至少有一細胞的基因體的每一字母都至少突變過一次；每人在生命開始時，就帶有50∼100個隨機突變，是與繼承自父母的生殖細胞全然不同全新出現的。

在另一角度，怎樣算「自然」？例如一些宗教教派認為疫苗藥物等醫療「不自然」，因此禁止；則煮食、穿衣、住屋、上學、貨幣、紙筆、種菜、奮戰野獸、避雨、接生呢？至於當前氛圍，化學誘變與輻射照射是自然的，但基因工程則不自然，這算哪門子邏輯？

《基因編輯大革命》書中即指出，凡是涉及人類事務，特別是醫學，自然與非自然之間界線就會變得模糊，甚至消失。自然與非自然的區別，是錯誤的二分法；若此區別還阻礙減輕人類痛苦，則可視之危險的二分法。

在人類物種史上，大致上，人類（默默）承受大自然施加的演化壓力。現在，我們發現自己身處可控制這些壓力的局勢中。大自然不是工程師，而是手藝粗糙的修補匠；對於不幸受苦於遺傳疾病者，此粗心大意實在殘酷。自然可施虐人類，為何人類不能自救？使用基改或基因編輯解套應合理吧？

人體類基因體 就神聖不可侵犯？

有些人將人類基因體視為珍貴的演化遺產，需珍惜保存；例如，聯合國科教文1977年的〈世界人類基因體與人權宣言〉：「人類基因體意味著人類家庭所有成員，在根本上是統一的，也意味著對其固有的尊嚴與多樣性的承認象徵其為人類的遺產。」對於基因編輯使用於人體，則認為會影響未來世代：「危害所有人固有的，因而也是平等的尊嚴，偽裝成打造美好生活的願景，重啟優生學。」一些生物倫理者暗示，生殖細胞編輯會改變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，而修改人類基因庫，終將危害人類自己。

相反地，另有專家價值觀不同，例如，也許有一天，我們會認為「不」使用生殖細胞編輯來減輕人類的痛苦，是不道德的。

遇到新科技，就容易出現反對者扣帽子以高標準批評，其一如在胚胎時期使用CRISPR對抗疾病，被批評為優生學措施；但現行常見的著床前基因診斷、超音波檢查、產前服用維生素、孕期戒酒等，與優生學差別為何？其次，反對者指責新科技尚未徹底瞭解，不應進入應用。但如人類約經四個世紀，才徹底根除天花，那時對人體免疫系統所知卻甚少；而與全新藥物人體實驗相比，基因編輯的確定性要高得多。無數的救命療程就是在醫生完全理解前發展出來的，為何要對CRISPR特別嚴格？第三，基因編輯偶而會出錯，是有可能；但我們一生處於隨機出現基因變化的風險中，而此威脅可能遠大於CRISPR。我們的DNA因自然隨機突變而變化，此突變是演化的驅力。只要能證明其安全有效、明顯利多於弊，就不應該針對單一治療方式硬是提高標準，更應比照其他治療方法公平審視。若刻意限制企圖挽救生命的研究，就要為那些可預見與可避免的死亡負起道德責任；基因編輯的施行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不只是選項，也是必要的道德。

《基因編輯大革命》作者並指出，要由全社會而非科學家決定如何使用一項科技，立意雖佳，但社會該怎麼對於不理解的科技做出判斷呢？諸如基因編輯與基因工程等科技，門檻甚高，一般人不易理解，就如上述基改專業、各行科學家、民眾的理解差距所示，則社會如何決定？近代更出現眾多案例，許多評論者、甚或生物倫理的討論者，缺乏生技知識，卻流於想當然耳、好發議論。

似乎因為有人誤以為基因編輯萬能，可創造出「超級人」或甚至「完美嬰兒」，就如對基改的遐想。但道納指出，科技有其侷限，包括面臨取捨的困境，例如，編輯胚胎的CCR5基因可能讓人對HIV更具抵抗力，但會增加感染西尼羅病毒的機率；修改鐮形血球基因，會剝奪對瘧疾的抵抗力。

道納提的是分子生物學「基因層次」的難題，此為「自然律」的限制；類似的情況也出現於量子力學中的「量子層次」，例如，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（若確定粒子的位置，則增其動量不確定性；反之亦然）。

在書末，作者總結基因編輯的福祉與風險，樂觀地說「我堅信，我們可以善用而不致誤用⋯⋯」。這是一個專注研發有成，卻能前瞻注意責任的社會一份子之言，其典範令人佩服。

筆者想到，2016年6月，美國生技專家羅伯茲（Richard Roberts），號召百餘位諾貝爾獎得主，簽署公開信〈諾貝爾獎得主信件支持精準農業（基因改造生物）〉（Laureates Letter Supporting Precision Agriculture(GMOs)），聲明基改安全，不論人或動物，從無食用基改食品而危害健康的確證案例；基改作物對環境的害處更少，而且對全球的生物多樣性是一大助力；呼籲綠色和平停止抵制基改作物。

綠色和平組織致力環保，精神可嘉，但誤解基改，其阻撓之風亦禍及臺灣。2015年12月，我國反基改者強勢要求下，立法院修改「學校衛生法」，明訂學校膳食禁用基改食材。此舉違反上述基改安全共識，副作用包括學子誤解基改害人而不敢就讀生技相關科系等，真是不幸。

道納與羅伯茲均為人道科學家，令人敬佩。當今科技益趨複雜難解，社會需要更多類似領袖。我國人已聽到其呼籲了嗎？

轉載自：https://www.scimonth.com.tw/tw/article/show.aspx?num=4945&page=1